宋人孙奭于北宋景三年（１０３６）“镌金刷楮”刊印《圆梦秘策》八卷之史实了。这一史实是由明崇祯本《梦林玄解》（北图馆藏）一书记录下来的。该书转载了孙奭为《圆梦秘策》所写的序言：“……丙子（即景三年）春二月偶经兰溪（浙中部偏西，县制）道上，遇一羽衣。……因出其书八卷，稽首授愚，辞舟而去。爽不能留。……道士焉识其繇（同由）来哉，爽亦焉测其所以哉。用不敢私，镌金刷楮，敬公四海。亦冀后之君子有心兹事者，因其书而详会变通焉。……景三年四月，上浣休老人（自号）孙奭叙于《圆梦秘策》之端”。

在明代，时人尚可读到许多唐宋遗籍，如唐贞观十年（６３６）梓行《女则》，后晋（９３６～９４７）有“天福铜版”可刷印九经，都是明人记述的。上述孙奭“镌金刷楮”之事，亦是明人转录传世的。窃以为，不能因其系后人记述而不予置信；或因其“文字太简单，没有说清楚”而弃诸一旁；更不能因无实物估证，而轻率将珍贵的信史束之高阁。

下面，笔者试以联系孙奭“镌金刷楮”前前后后事物节点的方法，阐述一点有关我国铜活字发明的拙见，以供史学界同仁之参考。

一、关于铜活字必经的“台阶”规律

铜活字发明的历史基础，是铸铜技术。这一点，举世公认我国是铸铜技术历史悠久的古国。商周伊始，即出现铜鼎之类金属器皿的铸造。著名的东周铜器“秦公簋”，上面铸有铭文１００多字。每字一格，显然是先刻制木字模，按格印在土范上，再浇注铜液铸成的。这与后世的铸造铜活字技术相同。汉代已有铜印，有数字的，亦有只一字的，多数系铸成的；这类一字印，与铜活字无异。至于铸钱技术，战国时期已很精湛，并历代延续发展；铸钱与铸铜活字之不同处，只是钱面是正字，铜字面是反字而已，在技术上完全一样。

作为印刷意义上的铜活字，是在木雕版发展顶峰时期，由于广泛的社会需求，要求雕版印刷提高耐印率和制版速度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由雕版向铜活字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必经的“台阶”规律，即铜版。铜版的出现，是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数的必然产物。在我国，这“台阶”规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遗存实物有大和八年（８３４）所铸千佛像铜印版，上有佛像和文字，显然是先刻制木版模，制出砂型，再浇注铜液铸成的。有名的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６）济南刘家针铺的铜铸印版，是阴阳文合铸在一起的。这块广告印版充分证明铜版的出现，是为了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数的社会需求。

     作为这一“台阶”规律的代表，应该是至今争论未定的后晋天福（９３６～９４３）铜版九经了。遗憾的是明代景泰（１４５０～１４５６）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只是说“晋天福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其细节则语焉不详。于是，引起学界是刻铜版还是铸铜活字的争论。九经有四十万字，刻铜版不可能，铸铜活字于一版之上亦不可能。窃以为，当时已经存在由冯道（８８２～９５４）主持雕制的九经水雕版，但其刷印数量不敷社会需求，除供各级官府和有限的学者收藏外，广大士子是重金难求的。为此，晋天福年以现成之九经木版为模，翻制土范（或砂型），浇注铜液，即成九经铜版，这样即产生广为刷印的作用。窃查，此乃天福铜版的唯一解释。当然，天福年间九经木版尚未全部完成，天福铜版亦只是天福年间开铸而已。正是由于天福铜版是将九经木版排列整齐制范，铸为几块大型铜版，故杨守陈将其与汉魏石经相比。

但是，铜板九经可以利用现成的九经木版作为模版，翻制土范铸铜，如果需要印制没有现成模版的文籍，则无法浇铸整块铜版了。客观的需求迫使人们研制可以自由拼排的活动铜版，正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潘吉星教授说，“金属活字显然是在铜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且是其直接和必然的产物”（见潘吉星《宋元金属活字印刷史料》一文），是非常有道理的。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引入中国的铸钱技术和铸铜活字技术而铸造出自己的铜活字，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由于朝鲜半岛历史上没有铜版印刷这一“台阶”过渡阶段。因此，韩国学者自奉韩国为金属活字发明国的见解，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二、毕升泥活字版之前已有活字版

综观我国深厚的铸铜文化史，长期以来在铜印、铜镜、铜佛以及历代铜钱的铸造实践，特别不容忽视的是在雕版高峰期所出现的整块铜版刷印的“台阶”规律，对以上事物发展节点加以联系研究，必然导出在由死字版向活字版演变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木活字和铜活字的结论。

著名的印刷史界老前辈张秀民先生虽然说毕升为“活字发明人”，但在论及孙奭“镌金刷楮”印刷《圆梦秘策》八卷之事时亦曾提出对自己的质疑。他在《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原载１９５４年１月９日《光明日报》）一文中指出，“这和毕升的发明胶泥活字，这一件印刷史上的大事，同在宋仁宗时代，前后相隔不过数年，铜活字也在同一时期发明，不是不可能的”。张老先生之所以引证“镌金刷楮”之事，即因此事与铜活字发明有关。

另一位著名的印刷史学者钱存训博士在谈到毕升“又为活版”时亦认为，“活字的使用应当更早，在此以前曾有过木活字”（转引自别立谦《论钱存训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贡献》，载印博《研究文辑》２００１年）。钱博士的观点与现行所谓木活字首先试验者为毕升的思维定式不同，认为毕升以前更早已存在木活字的使用。

窃以为，木活字之性质属于雕版裂殖规律的介体产物，正是由于这种不能自身范模增殖的木活字的客观存在，才为铜活字的范模铸造提供了介体物质基础。借用著名史学家肖东发的话说，即“木活字是从木雕版通向金属活字的桥梁”（见肖东发《关于中国印刷术传播的研究》，载印博《研究文辑》２００１年）。所谓“桥梁”与笔者所言“介体物质”同义。窃以为，综上所述，实已为孙奭“镌金刷楮”早于毕升“又为活版”出现，提出了事物节点相联的“信而有征”的依据。

三、铜活字是“铜版台阶”的必然产物

从孙奭本人之经历来看，他也是有着“镌金刷楮”的极大可能性的。孙奭（９６２～１０３８），字宗古，北宋博川博平（今山东茌平附近）人，以太子少傅入仕，其仕途任职可由乾兴元年（１０２２）一道牒令中得知：“翰林侍讲学士尚书工部侍郎知审官院事兼判国子监”，可谓官运亨通，头衔多矣。淳化五年（９９４）曾任国子监执行机构“印书钱物所”监印官（该所后改称国子监书库官）。《宋史》评其为“励精强学，博通经义”，可见其读书极富，即以淳化五年起算，时距“天福铜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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