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刘夙授权（果壳网）发表，文章著作权为原作者所有。

按：本文于11月10日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时题目改为“自私的天性何以使利他成为可能”。既然是书评，而不是正式的学术文章，文字间带一点情绪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必要的。

文中最核心的几句话之一是“当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后，奠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自由主义就成了现代乌托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感谢编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登了出来。就像我友贾晋京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近几十年世界工业格局变迁的基本情况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述，简直可以算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样，近一两年来，“死掉的乌托邦”这个观点我也已经反复讲过多次了。只不过，此前都是在网上讲，这次是第一次在平面媒体上讲。感谢《上海书评》给了我这个机会。

英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于1976年初版，迄今已经近四十年了。1989年这本书出了修订版，2006年又出了30周年版。2012年，30周年版的中文版面世，这本来是一个很好地审视以道金斯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契机，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界的现存范式似乎并不认为把握这个契机有多么重要。当我在一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试图把新达尔文主义被遮蔽的力量显现出来时，窗外寒风大作，变黄的树叶纷纷摇落，似乎并不愿意在枝头多驻足一分钟，与我共同体会这个显现的过程。

其实，《自私的基因》在思想上并无太大的原创性，正如道金斯自己所说，他的第二本书《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才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自私的基因”理论实际上是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哈密尔顿（W.D. 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的通俗化表达，而后者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演化生物学概念，是为了用达尔文演化论解释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的由来而提出的。若说道金斯提出“自私的基因”理论的最大贡献，那就是他勇敢地把动物学界的理论用到了人身上，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人性。当道金斯指出，人类的利他主义美德在本质上也不过源于人体内的基因的自私性时，把利他主义作为先验道德构建的各种伦理学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人性仿佛被残忍地置于死地。150多年前，有“达尔文斗犬”之称的赫胥黎在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展开白热化的辩论时，有一位贵妇人当场晕倒，据说是因为她的信仰受不了如此猛烈的冲击。同样，有些人在读过《自私的基因》之后，产生了“不得不与抑郁症进行长期较量”、“失眠了3天”、“生命变得空虚而无意义”之类负面反应，也实在不足为怪。

然而，比起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结论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只能算是热身动作。同样是受益于哈密尔顿和特里弗斯（R. Trivers）等人的理论，演化心理学作为一种新范式在1980年代悄悄兴起，人类的择偶策略成为其第一个突破口。通过把演化论的演绎和跨文化的调查相结合，心理学家成功地证明了人类种种长期和短期择偶策略——比如，在长期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重视相貌，而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财产（这个结论常被不太正确地简作“男人好色，女人好财”）——的演化合理性和先天性。看上去这不算是太离奇的结论，但也足以让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全面毁灭了。而当演化心理学介入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研究时，更可怕的结论接踵而至：英国学者邓巴（R. Dunbar）发现了150这个“邓巴数”——人的大脑新皮层只能熟记和150人左右的详细社会交往过程。一个族群超过邓巴数越多，它就越容易分裂，而不同的族群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必然要党同伐异，因此各种族群歧视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甚至已经成为男性的天性。演化还造就了“适应性保守主义”，导致人类更易记住可能损害其利益甚至生命的负面事件，这不仅使负面信息更容易借助媒体传播，而且也使人非经过艰苦的训练不能理解没有认知偏误（bias）的统计学，从而导致奠基于统计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数理科学因为结论违反直观而难于为公众接受……一言以蔽之，人类的心智绝不是白板，在先天就已经“布好了线”（wired），分割成一个个模块，每一个模块负责处理一类生存问题；但它们适应的还是数万年前的那个旧石器时代的世界，在环境剧变的现代世界，我们的先天人性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而这正是许多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然而恰恰是这个认识，让我们把人性置之死地之后，又有可能重新恢复它的生机。要解决现代性危机，要么改变人性，要么改变环境。先天人性既然不易改变，那么我们只有致力于改变环境（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一条路。比如，如果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家庭和社群的支持，使老人、小孩不必留守，而每个家庭又可以得到社区的帮助，那么通过这种对旧石器时代小型种群的模拟，也许可以有效地减轻个体因心理压抑产生的种种戾气；如果能够意识到人的贪欲无止境，而公平感是抑制贪欲的内在手段，那么政府一方面不能提供超出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福利，一方面又要保证福利分配的公平性，这样或许可以解决高福利社会造成的困境……总而言之，新达尔文主义对人性的揭示，本意绝不在对世人进行“群嘲”，而是真切希望可以解决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一向因为重视“效用”（功利）而为人诟病的现代科学，却仍旧通过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用主义思路，实现了对其社会后果的反思和弥补。

虽然有着这样真诚的态度，新达尔文主义对先天人性的这种揭示，却仍然不可避免要引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攻击。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广狭义之分，仅就狭义来说，它特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次将达尔文演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尝试。这次尝试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的人搞错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自然选择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原子化存在和由此造成的你死我活的个人竞争，“自私的基因”理论揭示的正是自私的天性何以使利他成为可能。第二，自然选择起作用的时间尺度很大，因此演化心理学才强调现代人类心智对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适应和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仅就最近一万年来说，人类的心智总体并没有太大变化，企图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的“优生”就实现人种的“进化”完全是痴心妄想。因此，新达尔文主义绝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卷土重来，用后者来类比不仅不能驳倒新达尔文主义，反而只能暴露批评者知识的贫乏和思维的陈旧。

另一顶容易扣在新达尔文主义头上的帽子则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本身是一个没有统一定义的术语，可能是为了能精确地打击更多人，又有“强科学主义”和“弱科学主义”这样的细化分类。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如果能够与某种先验哲学结合，构成逻辑上完全自洽的体系，那它的确有可能贯穿所有客观知识领域，而不需要其他类型的组织经验的方式；但是，这样的“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在事实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信奉，在规范上也不应该。传统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只是强调了没有先验哲学基础的科学方法论在逻辑体系残缺的情况下的自大性和强制推广行为，却很少想到，如果科学方法论解决了逻辑体系残缺的问题，如果这种信仰没有强制推广，那么是否还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纳，作为可以平等对话的对象？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贬义已经成为“科学主义”一词不可分割的属性的时候，把这样的改进的科学方法论仍然称为“科学主义”，是否显得没有诚意？

特别要指出的是，现象学一向以反思科学、批判技术著称于学界，但正如美国现象学哲学家索科拉夫斯基所言，现象学本来和物理学、生物学这样的科学研究并不冲突，它“弥补和完善这些局部科学，同时又保留它们以及它们的有效性”。换句话说，现象学作为一种先验哲学，很难说和科学方法论有什么根本对立；构造一种以现象学为逻辑基础的“科学主义”似乎也不是不可能。试以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为例，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人作为“此在”，在与他人“共在”时有本真和非本真两种方式；如果沉沦于世，为“常人”的平均状态所左右，那就是非本真的“共在”。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海氏本人从经验上对“常人”特征的界定（我的确认为他的界定不太成功），这一段先验论的论述完全可以和演化心理学良好对接——演化心理学可以让我们多一种有效的方式去意向“常人”，让“常人”多一种有效的外形向我们呈现。换句话说，演化心理学对先天人性的揭示，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悟什么是“常人”，从而摆脱公共舆论的控制，达到本真状态的。我们这个时代最荒谬的现象，除了存在本身外，恐怕就是很多自称有“独立精神”的人，不过是被另一些意识形态洗脑，自以为达到“争先”（leap-ahead）状态，实际上还是沉沦于世罢了。

说到底，《自私的基因》及演化心理学令一些人不快的原因，并不在于根本哲学上的分歧，而恰恰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自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来，很多人宁可停留在对人性的简单观察、直觉洞察甚至臆想的层次上，也不愿意去更实证、客观地认识先天人性，于是主张人性可以“解放”甚至彻底改造的乌托邦思想此起彼伏，不仅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三百多年来为人类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灾难。当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后，奠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自由主义就成了现代乌托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就连道金斯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时代精神的烙印，在《自私的基因》初版的最后一章（修订版的倒数第三章）中提出了“拟子”（meme）的概念，认为文化演化可以脱离基因演化存在，人类由此便可以反抗“基因的暴政”。

然而，文化明明依赖于基因存在，是基因的要素，而不是实体性部分，用道金斯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延伸的表型”；但在“拟子学”中，文化却成了独立的实体，可以反过来控制基因。这和一些技术哲学流派认为技术已经脱离人的控制、反过来控制人类其实是同一个思路，在把文化实体化、拟人化的同时，却把基因的另一个要素——先天人性遮蔽起来，于是自然而然得出结论：一旦文化与环境不适应，应该批判的是文化，而不是决定文化的基因本身、人性本身。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道金斯后来会热情地花那么大的功夫去批判宗教，宁可成为公知也不愿意做一名真正严肃的思想家了。让文化、技术代替遮蔽起来的先天人性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大概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现代乌托邦思想的必然结果。

眼下，21世纪也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在这个世纪，也许最重要的人类思想进步（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是退步）就是在现代乌托邦彻底崩溃的同时，务实的保守主义借助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实现复兴。未来可能是一个腥风血雨的世界，但也可能是人类顺道而行、各得其所的小康世界；最终走向哪个结局，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勇气沿着新达尔文主义的指引，去直面人类的先天人性，由此创造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切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