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德刚）

在上述讲演里，胡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最近，研究《水经注》（地理学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 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则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 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不 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

　　当胡先生在1958年向我重复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遵循他老人家的教导，“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的，不以为然，和他抬了个小杠。

　　我认为他这段话“个人主义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重”，对社会国家的需要和贡献“不实际”！因为胡适之所说的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的经验”不适合——也不可能适合一般“中学生”。

　　胡适是个“大学者”、“大使”、“大文豪”……总之是个大“有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 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 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做个光头老百姓最重要的条件是做个正正派派、有正当职业、养家活口、快快活活……当兵纳税的好公民。但是“正当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指挥 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团体的需要而定。“中学生”之中，文才横溢的“小鲁迅”真是千千万万；但是社会上对“鲁迅”的需要量（着重个“量”字）便远不如对“会计师”、“绘图员”、“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个“中学生”听了胡适的话，此生薄会计师而不为，非“鲁迅”不做，岂不是误人误己？为此他的“爸爸”、“妈妈”、“爱人”劝他视社会的需要，做实际一点的“择业”，难道还不是逆耳的忠言吗？

　　再者在今日发展中的社会里，有高度诗人气质的天才，未始就不能做个有训练的会计师。做个会计师，一天八小时之后，行有余力，仍可大做其诗，为什么一定要做“诗人”才能做诗呢？

　　总之，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 人。但是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九年国教，人人可受，谁非知识分子呢？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那 么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呢？

　　就在我帮助胡老师写这段自传时，我的儿子光仪便在这个时期出世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夜半无事，曾试填一首“训子”小词，以为消遣。其中有几句 说：“……餐馆也好，衣馆也好，报馆何嫌？凭尔双手，自食其力，莫赚人间作孽钱！……”这虽是个没出息的爸爸，对他儿子没出息的希望，那也反映我当时追随 胡适之先生学习的心境。一个读书的人，教个小书，谋个温饱，不是很心安理得吗？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超人，毋宁死”（一个老朋友的座右铭）呢？多难的 祖国，不就是被一批“超人”们搞糟了的吗？

所以谈近三百年来的世界问题（包括今日美、苏争霸的问题），如果抹杀“帝国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则一切理论也就不值一驳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谈的“和平”罢！

　　他们的“和平”的定义，事实上是：“全世界在休战状态下，维持现状（status quo）。”第一次大战（乃至第二次大战）前后，想“维持现状”最力的国家便是“日不没”的大英帝国。她在“现状”之下，已日不没矣；不维持现状，难道还要征服火星吗？

　　那时想打破现状，使世界大乱，好浑水摸鱼的是德、意、日等几个小强盗。大强盗要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小强盗要打破垄断，向大强盗分赃，才搞起了所谓“世界大战”，其理甚明。

　　在这情况之下，安、杜二大师要全世界休兵息战，维持现状，这不但小强盗不肯；这现状对我们这些历经大小强盗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 地、次殖民地，又发生什么意义呢？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参战”的理论基础（我强调的是“理论”二字），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