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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罗辑思维
从流行的成功学讲机会,讲见识。这是在讲出身,讲阶级,讲起跑线,讲投胎,讲方向,讲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要更快,更高,更强。直面中国当今城市化的浪潮,心甘情愿上战场,战死沙场也算没当时代的逃兵。想想人潮涌涌的广场、水泄不通的地铁站、如电影里满山遍野潮水般涌来的骨灰级斗士。
国富论里面说经济和贸易发展越快的地方,资本的利润率也就越低;相反,越落后的地方,你所能获得的利润越高。所以,当有了一定的资本以后,接下来如何选择,还得深思熟虑一番。见识多了,是多了些可以炫耀的资本,但是能打动自己内心的事物也将随之减少,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最后说一句我自己的观点,心自在处身自在,管他身在何方呢?
见识并不决定命运,而是决定了命运的可能性。见识本身也并不指向财富,而是指向多元的体验,而对这些体验的运用才让人更趋近财富。
今天这个区域一体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把强大展示给日本人?是通过贸易。把它的经济体系嵌入到我们的大系统中来,把它溶解掉,这是真正的“武器”。
通过贸易,把它的经济体系嵌入到我们的大系统中来,把它溶解掉,这是真正的武器。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央国家,他必须让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在他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运行,他没有抱着满腔的仇恨,带着报复心理,这不是大国的思维。
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逼着日本签订了《日本国和平宪法》,接着在贸易上,美国不但没有挤压日本,反而为其开拓出了宽广的大路。比如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为了扶植日本,给了日本大量的军工订单。扶植日本难道是为了让日本再崛起吗?不是的,而是要把日本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要让日本人围着美国的贸易指挥棒打转转,这就是政治影响力。
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明白事理。
回到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的一句名言,他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说出来,也就是不能把它符号化、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4]写过一段布道词,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点,包括一些小小的石子,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当一个石子滚到了海峡当中,欧洲就少了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的死去或离开,都是“我”这个主体少了一部分。所以当你听到丧钟鸣起的时候,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剥离,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既然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把外物认同到自己的主体当中,那么佛法的修炼就是不断把这种认同剥离掉。包括肉身在内的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修炼到最后,所谓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和外界所有的附着物全部剥离开来,不仅要出家而且连肉身都可以不要。
当你身不由己地被人符号化后是很郁闷的,比方说我被打上的符号有:做技术社区的;无民主精神对待社区会员的粗暴独裁腹黑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玩小众编程语言引人入歧途者;果粉;坚定的微软黑等,我也曾经很生气,很不解这种行为,但只要想明白他们攻击的只是符号化的你,这个人并不是你,就释然了。 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社会符号被辱骂,跟他内在人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一旦看穿这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辱骂了。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我站在这里只是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再举一个例子,1971年6月28号,美国最高法院对著名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作出了一纸判决,判定穆罕默德·阿里拒服兵役是正当的,他可以出于自己的理由拒绝服兵役。阿里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作为一个黑人,作为一个奴隶的后裔,我要平等你们不给,我要尊严你们不给,凭什么又要我听你们的,跑去亚洲和越南人、中国人打仗?要打我们就在这儿打,可以在美国见个生死,你死我活都可以,但是我绝不去打仗。”所以他坚决拒绝服兵役。所以,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在地域歧视的这锅烂汤当中,煎熬着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种机理在历史上是古已如此。《水浒传》里宋江被招安,一百单八将里面活得最舒心又有比较好的下场的,不是宋江、李逵,这两个人最后服毒自尽,因为宋王朝不再需要他们了。最后活下来的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神医安道全,一个是兽医皇甫端,一个是刻字匠叫金大坚,一个会写字的叫萧让,还有一个会唱歌的叫乐和。他们都是手艺人,这几个手艺人分别投靠在不同的部门或大官老爷那里,因为他们有技能。 技能就有点像U盘,没有特定的用处,但它有一个独特的社会节点的价值,插到哪儿它都可以运作。这也是我的一种人生主张,就是在这个社会,你要学会用U盘化的方式,以一种手艺人的精神和这个社会进行协作,而市场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从更长的历史跨度看,一个人在什么组织内真的那么重要吗?
所以历史上真正想明白的人,不会把组织内的身份看得那么重。比如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写道:“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这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杰弗逊埋葬在此。”绝口没提美国第三任总统的身份。
所以当一个手艺人,并不是说你头一天递了辞职报告,第二天才可以去当一个手艺人。你完全可以切换自己的想法,你现在就当自己已经是一个工作室了,只不过现在你有一个最确定的大客户,就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直任上司,而你跟他结账的方式就是你的工资卡。 只要你用这种手艺人的心态在组织内工作,你会发现你的生存处境马上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为什么?因为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可以不必去陪老板洗桑拿,你也可以不必用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拍他的马屁,因为这和你的个人市场价值成长完全无关,这就是手艺人的方式。只要假以时日,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你就完全可以脱离那个限制你才能发展的组织体系。手艺人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就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叫哥尔柏,关于税收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什么叫税收?税收就是拔了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老百姓都是大白鹅,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拔得太狠,让鹅有太敏感的感觉,或者太疼。怎么拔,拔多少?这就是税收的技术。
我的一位媒体界的前辈告诉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复利时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做的任何好事,不要以为只会收获当下的收益,一定是在好处之后还有好处,利润之外还有利润;第二,就是任何成本一旦支出,成本之后还会产生成本,只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而已。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底层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一部分援助粮被政府官员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权力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反政府武装、游击队,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这些粮食,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事物从来就没有道理,而所谓的道理其实就是人们自己定位的一种意识道理。曾经看过小说《无法无天》中,有过这么一句话:“存在既有道理。”现在我同意存在既有存在自己本身的道理,而没有存在除了自己以外的道理。其实人生就是没有道理的,所有的道理都不是道理。道理就是个认定和否定的问题。
吴伯凡先生讲过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是普通人的道德上限。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你脑补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完满的人。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法国人勒庞[3]写的那本书《乌合之众》所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是一群非常简单的动物,他们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现在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人民不是由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那么人民很可能会变成洪水猛兽。
法律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夹缝当中生存。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
关于婚姻产生的第一种解释是,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情感制度,也不是一种性制度,它就是一种财产制度。人类社会学有一种说法认为,婚姻最开始产生可能是因为盐的发现,就是人开始主动用盐去腌制食物了。一旦经过腌制,比如腊肉,食物就可以保存了。原来猎到一头鹿大家必须在两天内吃完,否则就坏了,但是当有人主动用盐去腌制这头鹿,把它变成了一条火腿挂在后院墙上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开始有了吃不掉的、用不完的财产。一个原始人临死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这后院还挂着一条火腿呢,我把它留给谁呢?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想法,要把村里自己的孩子辨认出来。因为原始人在村里都是随意的,每个村都有欢乐谷,孩子出生了都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时候,原始人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动机:我要拥有自己的子嗣,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液,这样我的财产就可以留给他。
恩格斯有一本名著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里认为:国家、家庭这种牢笼制度和私有制是一回事,是一脉相承的,有其一必有其二,所以婚姻是一种财产制度。
关于婚姻的第二种解释是,婚姻是人类文明发达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尤其是在技术和伤害能力发达之后。动物界往往是采取后宫制,比如鹿群,公鹿们决斗选出一头最棒的,所有母鹿都归它一个享用,而被打败的公鹿只能在旁边看。如果人类也这么玩,刚开始或许是可以,但是随着人类由黑猩猩逐渐进化成为人,拥有了高超的智力,学会偷偷拿一块砖头躲在暗处,等着把别人拍死,这个时候整个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尤其后来出现了武器,这种变化就更大了。
于是托马斯·莫尔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知道后果很严重,但是我这是为了自由。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奴隶,只要他肯付出代价,他都能得到自由,我已经准备好了付出这个代价。”最终他被砍头而死。 所以我们要跟某些公知讲一讲,想当一个好的公知,至少要具有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精神。莫尔在历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不管宗教势力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他,因为我们认可他的圣徒精神。
马克思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越往前追逐历史,我们越容易发现,人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共同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每个个体都是国家、领主、行会或者采邑当中的一分子,上有领主老爷,下有终身无法摆脱的土地。”
那达尔文真正的贡献是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们,进化压根没有方向。每一个物种对自己的命运,其实完全无法掌控,这才是达尔文真正的发现。在他的眼里,所谓的自然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一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价值、任何立场,也并不向善,它就冷静得像一个死神,拿着一把剪刀在旁边盯着芸芸众生,它随时会用这把剪刀把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物种“咔嚓”一剪刀剪掉,让那些适合的物种生存下去。
所以,达尔文真正赶下神坛的压根儿不是什么上帝,他其实是把人类生存的一切信心和信念都全部毁掉了,我们以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奔向美好,我们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命运,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达尔文就在旁边冷笑,用他那英国式散文优雅的笔调冷笑说道:“你们什么都不懂,大自然的剪刀在决定你们,你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真正的精髓。
“所有的‘创新’要的不只是智慧,创造首先要付出的是勇气。”
当一个念头只要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逐渐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制度稳定下来。
读书是怎么回事?读书就是摆脱了同时代人的交换,去和其他时代的人进行的知识的交换,所以它变得更安全,更有益,因为我们完全能够屏蔽掉那些像烟草、梅毒一样有害的东西,把那些古人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实现更伟大的跨越时空的哥伦布大交换。所以,《罗辑思维》的志向就是要形成这样一个知识交换的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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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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