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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为何多犬儒?

文/廖保平

 

大陆官方杂志《人民论坛》不久前发布“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当前有十大社会病态。美国华裔学者徐贲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颓废与犬儒》一文中,把“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和“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视为是颓废与犬儒的某种结合,并对中国大陆人的颓废与犬儒深表担忧。

我查阅了那份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认为除了“鸵鸟心态”、“思考恐惧症”和“初老症”之外,“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世哲学);“信仰缺失”(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 等,也是犬儒的真实体现,是中国大陆社会非常严重的病症。

这些病症综合起来看,就是人们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安于现状。进一步说,就是没有梦想、没有信仰、没有责任、没有道德,身心都过早地衰退。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沒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陋的了”,我们生活中有太多这种过早衰退、犬儒地活着的人。他们及时行乐、漠不关心,像看客,可以对邪恶表现出超强的淡漠,不是说看到歹徒行凶一定要超出自己能力向前阻止,却连基本的愤慨都没有;面对他人的困苦视而不见,不愿意给予举手之劳的帮助,比如把摔倒的老人扶起来;甚至面对绝望得要跳楼的人,还有点“怎么还不跳,浪费我的时间”的冷嘲热讽,“清醒”得冷漠,“理性”得残酷。

对于他人的热血冲动,高扬的理想追求,他们表现出十分不屑,患上“习惯性怀疑症”,不假思索地怀疑一切,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不相信媒体,不相信一切。这其实也是“思考恐惧症”的表现,因为不进行独立思考,无法辩识真相,只好走极端,要么盲目相信地跟风,要么盲目不相信地跟风。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看透一切,透着一股犬儒味。

什么是犬儒呢?犬儒主义原指古希腊的一个学哲流派。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象狗一样的人”。

犬儒的代表人物是狄奥根尼,以讨饭为生,活得象条狗。关于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一天,亚历山大国王巡游,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狄奥根尼,亚历山大走到他身边问他:“我能为你效劳吗?”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这就是犬儒,早期的犬儒,看起来活得像条狗,但他们过着严肃的精神生活,傲视一切,自我欣赏,无所顾忌,甚至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理论来批评社会,还身体力行,用行动批评社会,去追求他们所认可的真正德行,是令人敬佩的人。

但是,后期的犬儒却将傲视一切、无所顾忌,变成了满不在乎和玩世不恭。犬儒为什么会衰退堕落成这个样子呢?密尔说得很清楚:专制使人变成犬儒。专制要求人们从肉体到精神的绝对服从,而人正如早期的犬儒一样,永远追求自由无拘,真理正义,希望能藐视一切权威,这是人性的本能。专制恰恰是反人性的,它要把人变成听话的动物,以便于统治,在这一对矛盾之中,个人显然弱小无力,要么被专制极权镇压惩罚于死地,要么自觉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犬儒。

也就是说,犬儒开始是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被专制极权一再打压和“反对无效”之后,就委屈求全,在看透了专制欺骗之后,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开始怀疑一切。最后,正如徐贲先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中所说,“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变成犬儒以后,他们会教导别人说,“生活就像强奸,既然反抗不了就要学会享受被强奸的快感”。从犬儒的嘴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莫谈国是”,“难得糊涂”,“看透一切”,“躲避崇高”,“就那么回事”,等等。形成这些人生信条的背后,都有一笔反抗专制极权受挫的沉痛教训在里面,才熬煮出这样一副苦涩的怪味之药。

专制不除,犬儒就会生生不息,每一个人都讨厌成为犬儒,但又不得不做犬儒,而且将做犬儒做出“艺术”来,以掩饰自己难堪的面目,结果是陷入更加无可改变的境地,那就是一直将犬儒做下去,所谓的十大社会病态还要断续下去,真到有力量改变这一切为止。

中国社会为何多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