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因为我们熟悉的价值观是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许多父母一听到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还会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当然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跟中庸和孝道文化也紧密相关。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再加上中国父母的育子方式，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孩子永远长不大，不知道成熟度跟领导力高度关联，而领导力又是竞争高层职位的重要能力。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不管走到哪，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对长辈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正因为从出生开始的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被持续不断地压抑，被驯化得乖乖的，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成型时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即使想学习了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作声”习惯。

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印度则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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