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同意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对政府一年多前首次发布的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落实，标志着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根据批复，联席会议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

国务院下发的文件显示，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主要职责包括：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提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等。从此项会议的职责和任务中，我们基本可以读到未来收入分配模式的雏形。

各大媒体立即对此提出疑问，为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采取联席会议？而且有包括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等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专家对此解释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04年喊到今天，始终没有见到显著成效，而这次中国成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意在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藩篱，这既显示了新一届政策对改革的决心，也说明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马上要进入“攻坚区”。而多部委参与的联席制度有利于各部门“坐在一起商量”，把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集中展现商讨，这更加有效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笔者认为，本届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到了要解决的关键时刻。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现实是，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的0．474略微下滑，但仍然维持在自2003年以来的0．47之上，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财富大多都集中在少部分权贵群体手中，民众无钱消费，则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由出口、投资型向消费型经济转变的进程。

此外，在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上涨的过程中，由于蛋糕越做越大，尽管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居民更多的感受到自己的收入水平普遍在上涨，而现在中国经济步入结构性调整阶段，我们就要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时，更需要如何将蛋糕分配得更合理、更科学，不过这样马上会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酷，所以当前，才是真正进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或者说攻坚期。

不可否认，近期中央政府也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比如取消农业税，增加“三农”支出，大力推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放心保）等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投入等。而且，现在已有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正在转向要求企业提高工资，从初次收入分配中来解决问题。

但是笔者看来，这些举措只改革了表层，而没有达到实质，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所以要耗时10年之久，目前距离民众期待还有一定距离，关键是收入在第一二次分配中失去了调节作用。那么接下去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如何进行下去呢？

其一，垄断国企员工收入偏高，民企职工收入增长较少。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普通企业的工资水平。有媒体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发现2012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87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为111357元，相比2011年平均工资102965元增长了8．2%。2012年央企职工工资的涨幅有减缓的趋势，然而垄断企业的工资仍然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46769元，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28752元。2012年央企职工工资是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4倍，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9倍。此外，除了账面工资，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系统中还有更多的隐性收入，加剧了本已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

笔者认为，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偏高，这些央企、国企在获得垄断红利后，并不是将利润悉数上缴给国家，去填补社会养老保障的漏洞，而是或直接或变相给自己企业编制内的职工提高福利。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该让垄断国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将其缴纳的红利大幅提高之外，还应该引入更多的民间投资，唯有市场化才能遏制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过快增长。

其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再上30%（其中还不包括乱收费、乱罚款）。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是国退民进，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到最低点1995年的12%。从分税制以后，分税制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是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一个转折点。1995年之后，各级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迅速地增加。

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蛋糕分得过多，会造成二大恶果：一方面国进民退，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就有投资的冲动，再加上中国没有对政府的预算进行制约的机制，最后很容易导致各级政府背负一身债务。另一方面，大量社会财富流向政府部门，用于投资，而不是社会保障，这就会导致民间消费的大幅萎缩，经济结构的转型却迟迟无法成功。所以把税费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对改革收入分配将是很大的利好！

其三，腐败和权力寻租必须仰制。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2011年灰色收入已高达6．2万亿元，并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重大扭曲。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富增长远远低于GDP增长的速度，享受不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等权贵阶层拥有大量灰色收入甚至是腐败收入，他们可以通过稳秘的途径合理避税，根本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甚至还有人为了避祸将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我国的个人薪金所得税无法起到再次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作用。在美国，占比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税的65%，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个税旨在让低收入者少交税，中等收入者税收不宜过重，高收入者承担较高税赋，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缴纳个税的主流群体由广大工薪阶层承担。所以政府应该在打击腐败分子的同时，还应该对灰色收入的群体开征高额税收。

最后，政府部门应该转变政府职能，由原来的投资型政府，逐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增加对在社会保障领域投入的同时，拉近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当然在此同时，逐步将广大公务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也参与到社保队伍中来，让公务员的养老、医疗最终与社会保障体系并轨，这样政府的有限财政可以用到更需要的民生领域中去。只有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进行托底，民众才无所顾之虑，届时消费性需求就会慢慢培养起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就会成功。

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做到“限高、扩中、提底”，力争打造一个拥有中产阶级的橄榄型社会。不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本身就要求政府要下大决心，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通过打击腐败和灰色收入，拉近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通过大幅上缴垄断红利，来遏制国企职工的过高收入等等，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动这些部门和群体的奶酪，本身就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