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的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
　　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
　　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
　　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
　　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
　　答案是肯定的。
　　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
　　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
　　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
　　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
　　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
　　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
　　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
　　《公羊传》对祭仲其人其事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
　　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
　　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
　　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
　　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
　　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
　　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
　　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
　　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
　　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
　　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
　　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
　　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
　　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
　　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
　　《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
　　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
　　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

读《春秋》有感之十八：一山不容二虎